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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制度不夠精密？是史公尚寬先生水平不夠？還是民國各級法院推事們枉法裁判？似乎都不是。
疫苗問題，我們不是沒有立法，也不是沒有監管，但在一些環節還是沒有完全管住。根本而言，許多問題的發生，與人獲利的欲望有關。孩子無辜，但是社會也很現實。
司法在做什麼？
同樣是1934年，面對生死存亡的極端考驗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迫長征。彼時，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再到蘇維埃的瑞金一路都在探索、都在追問中國到底向何處去的毛澤東，並不相信天上掉下來的真理，更不相信一個沒有社會根基的律法會對國傢治理產生積極的意義。
1934年，被當時學術界譽為 迄今為止最精湛 的民法典《中華民國民法》已經實施瞭5年。十幾年後，費孝通寫就一部短著《鄉土中國》。在這本書中，他通過社會調查，列舉過一個案例：面對奸夫淫婦，丈夫去毆打瞭奸夫，奸夫起訴丈夫，丈夫被中華民國某地方法院的某基層 推事 （審判員），依法判決賠償奸夫醫療費。彼時，民眾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法律： 自古奸夫淫婦人人得而誅之，即便在大清也沒有打瞭奸夫還要賠錢的事情！ 於是當地民眾得出一個基本結論： 法律乃是助紂為虐。
那一年，山東的一個年輕法官承辦瞭一起涉疫苗的案件，當時他還沒有結婚。但自己親戚的孩子註射瞭問題疫苗，唯一慶幸的是沒有出現不良反應。合議庭的其他兩位法官，一個剛結婚還沒要孩子，一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。大傢異口同聲斥責造假的無良，但是在法律被修改或廢止之前，必須要按照現行法律作出判決，與疫苗的質量一樣，這也是司法的底線。
但是多年後，如果很多人挖出這個判決，對已經漸入中年的法官發起輿論風暴。彼時，這個法官再度陷入深思。到底是誰錯瞭？自己做錯瞭什麼多鏡頭行車記錄器？又做對過什麼？
三大紀律：一切行動聽指揮；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；一切繳獲要歸公。八項註意：說話和氣；買賣公平；借東西要還；損壞東西要賠；不打人罵人；不損壞莊稼；不調戲婦女；不虐待俘虜。 正是牢牢掌握瞭這些密碼，長征的15年後，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。
就像1952年，在槍斃劉青山、張子善時，我們並沒制定有《刑法》，但是他們兩個人的貪污問題又必須要解決。所以槍聲響過後，國傢正式頒佈瞭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》。
（作者：唐興華作者 單位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）
國傢行動，是穿雲破霧解決許多歷史難題的唯一出路。所以，我們應該給國傢多一些耐心。
國傢做瞭什麼？
在一些熱點問題上，部分公眾認為，司法存在缺位，而司法機關認為自己是無辜的。而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或許要從媒體對舊案的監督說起。
即便用今天的司法理念，衡量僅僅在10年前十分正確、十分規范的司法行為，都會得出許多完全不同的答案。
立法的民主化應該以什麼標準為限度？這個問題，本身值得深入探討。但是如果任由個體的自由意志無限制發泄，難道未來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隻需要一個字： 殺 ？所以，不是對熱點問題沒有立法，也不是國傢不懂立法，隻是立法的結果要求得10多億人的一致認可，要照顧到所有未知的突發情況，難！
為什麼不立法？
孟子講：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。1958年，劉少奇同志講：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？看來實際上靠人，法律隻能做辦事參考。很多法律學人認為這句話不符合法治精神，但其實孟子與劉少奇的話都告訴我們一個真諦：任何法律的執行，如果靠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去實施，再精密的法律，都會失去效能，走向制度設計的反面。所以，習總書記說：法律是準繩，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；道德是基石，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。
國傢用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，走完西方幾百年的道路，在談高鐵、飛機、中國制造時，人們往往會意識到這一點，但是一旦涉及司法，媒體與民眾對這句話往往會選擇性過濾與遺忘，用今天無比正確的司法理念，去追問20年前按照當時的司法政策辦案的法官到底做錯瞭什麼。然而，今天的中國又絕對不能否定輿論監督的意義。從聶樹斌案到呼格吉勒圖案，都有輿論監督持續發力的助力。
寶山區政法綜治網
年輕人自己也可能認為，專傢的說法從法理上非常有據。可是，這種道理，有時候會敗給情緒。因為旁觀者會誤認為： 那是因為專傢的孩子打的是外國疫苗，站著說話不腰疼？ 然而實際上，專傢的孫子很可能和公眾一樣都是在社區註射的疫苗
論證會時，專傢們可能會強調，死刑必須嚴格限制，隻有生產劣藥造成嚴重後果的情況下，才能適用死刑，目前僅僅是註射疫苗沒有出現不良反應，不能草率。而且，即便因註射疫苗出現不良反應，在未經司法鑒定明確是因註射劣質疫苗導致的的損害後果，亦不能適用死刑。專傢還可能特別強調：什麼是嚴重後果，刑法必須明確，不能在執行中肆意解釋，否則就違背罪刑法定的基本法治原則。
於是，就在國民黨的上流階層醉心於德國法、日本法，以求再造民國的時候，另一群人，他們踏遍瞭中國的千山萬水，透徹分析瞭中國社會的根本局勢，作出一些國傢治理的青澀的嘗試，並逐步在實踐中萌發、成長。
要求得媒體與公眾對司法的完全理解？難。在涉及疫苗問題的案件上，更難。好在，疫苗案進展到現在，案件的承辦人是 利劍在手，大可雷霆出擊 。
立法對國傢而言，是部分公務員的一項工作。如果說這樣說還是過於抽象，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場景：一個年輕人在深夜坐地鐵回傢後，拿出自己孩子的疫苗註射本，發現自己兒子的百白破，就是來自問題廠傢長春長生。第二天，年輕人迅速聯系自己的朋友咨詢是否需要補種疫苗，但是朋友們也在等待衛生部門權威的答案。
很少人會認真思考，國傢作為一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，更不用說作為一個國傢系統如何立法、執法、行政。習慣瞭第一時間、第一速度、第一視角的媒體，在審視法律與國傢這個系統時，卻往往會忽視時間這個重要維度。
繁忙的長安街，車水馬龍的背影中，立法機關的格子間裡，那些為國傢正常運轉而日夜奔忙的年輕人，在下班後乘著地鐵回傢時，他們一天審閱的法律條文，或許比一整車地鐵人的數量還要多。而這一點，大多數人並不清楚。
巨變滄桑的中國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糾葛、社會矛盾異常復雜。如何理順國傢治理體系？如何實現國傢治理能力的現代化？這是擺在當代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課題。
那一年，延安窯洞中，毛澤東透過眼底敏銳的光芒洞察世事提筆寫下的一篇篇文字，短時期即可傳遍神州，作為法律嚴格遵照執行。而今天，一部法律的誕生或修改，需要規劃、調研、征求意見、起草、論證、表決通過、頒佈、實施、解釋、再修改等等一系列繁復的過程。其中爭議之激烈、論證之充分、考慮問題之周全，非親歷者，根本難以理解。
所以，當媒體報道和評論者談及：國傢為什麼不加強立法時，大型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和許多人的內心一樣，筆者也覺得百感交集。
而今日，與疫苗有關的法律和判決，似乎面對著同樣的質疑。
所以，從疾病叢生的舊中國到送走瘟神、消滅天花、基本絕除脊髓灰質炎的偉大衛生鬥爭，靠的是今天這個國傢。從不知疫苗為何物到公款開支為兒童接種疫苗，靠的也是國傢。從免費為公眾接種疫苗到接種絕對安全可靠的疫苗，終究也還是要靠國傢。
而回答這個問題，要從如何立法說起。
出路在哪裡？
治理疫苗問題到底是法律可靠還是人可靠？
這個問題，我不敢輕易回答。
《中華民國民法》的主要締造者史尚寬，年紀比毛澤東主席小五歲。他15歲出國學習法律直至29歲學成歸來。毫無社會治理經驗的史先生，與眾人從儒學經典教義中萃取瞭一些基本原則，借鑒德國法的精密體系，吸收寰宇諸國的先進民法制度，鍛造瞭一部散發著慈母般光輝的系統民法典。然而，在國民識字率遠不如大清的民國時代，精英們締造的上層建築的美麗神話，最終化為瞭時代的泡影。
到底怎麼做？或許從毛澤東為一群青年學生的題詞中，我們隱約可以找到一些答案：
1937年10月23日毛澤東主席為陜北公學題詞： 要造就一大批人，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。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。這些人充滿著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。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，忠誠的，積極的，與正直的。這些人不謀私利，惟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。這些人不怕困難，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，勇敢向前的。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，也不是風頭主義者，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。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，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解決。
當然，這是長遠。而眼下最迫切的問題是：國傢機器要行動起來，按照中央的要求，徹底解決此次疫苗事件造成的嚴重問題。
有一個事實不容否認，那就是從中央到地方，大傢有一個基本共識：全面依法治國依然在路上。而 在路上 的意思，就是仍不健全，所以用特事特辦的方法，處置法治發展中的特殊問題與極端個案，並最終實現法治體系的最終完善，應該是法治中國發展中的現實路徑。
雷霆出擊、直接有效、立竿見影，這些從歷史中總結出的治理經驗，應該再次走到前臺，以雷霆萬鈞之勢解決此次的疫苗問題，給民眾一個確定的答案。
當民國的官僚在德國血統的法律中尋找法律邏輯時，貨車行車紀錄器安裝還是這群人在山村、在角落、在大雨滂沱、冰天雪地中，制定瞭這樣的一些制度：一切行動聽指揮；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；一切繳獲要歸公------這些制度看似沒有德國法的理性與邏輯，但是這些文字的背後，卻蘊藏著治理中國的密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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